这里是十点人物志的名人专访栏目“向少数人提问”。我们将作为发问者，与不同行业、不同领域的代表人物聊一聊，从他人的观念与经验中，寻找个体力量如何应对复杂世界的答案。

　　这一次，十点人物志采访到了音乐人秦昊。作为出道十余年的歌手，被众多歌迷喜爱的“好妹妹”组合成员，秦昊的心态与普通年轻人没什么不同。他习惯把自己放得很低，以打工人的姿态面对工作，调侃自己是全世界最好的乙方，人生离不开甲方的鞭挞……

　　我们聊了聊北漂的孤独和彷徨，职业的困惑和倦怠，对当下的思考与对未来的期待，那些共通的情感和经验或许并不完全指向生活的解法，却能让我们确认自己并不孤单。

　　这种熟悉，一方面源于80、90后相似的成长路径——大学毕业后，秦昊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迷茫期。他考研失败，换了几份工作都不顺心，于是频繁搬家，在不同的城市间流转，过着一种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，直至和搭档张小厚成立组合“好妹妹”，才终于找到职业方向。

　　熟悉感的另一方面，则源于秦昊坦诚的表达。身为被年轻朋友喜爱的唱作人组合成员，创作了多首优秀原创音乐作品，秦昊的心态出人意料的朴素。他习惯把自己放得很低，调侃自己是“全世界最好的乙方”，工作动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被人需要、令人满意；出道十余年，他坦陈，歌手这份工作中依然有很多让他不那么适应的部分，录节目经常为说错一句话而后悔好几年。

　　首部个人成长文集《但愿那海风再起》中，秦昊延续了这种坦诚。书里，他写北漂的孤独和彷徨，写工作的困惑和倦怠，写对家人的爱与亏欠，过往人生中那些纠结、挣扎的时刻，好与不好的经历，都被他毫无保留地摊开在读者面前。

　　在秦昊看来，无论是写一首歌，还是写一篇文章，都是他对这个世界投出的一块石子。那些共通的情感和经验或许并不完全指向生活的解法，但由此而激起的微小涟漪，却能让彼此不再孤单。

　　有人记录下奋斗的艰苦，“每天坐2.5小时地铁来回，晚饭是门口小店1块钱一个的白菜饼，高烧了也不敢请假，在地铁里站不住蹲着”；有人吐露漂泊的孤独，“身在异乡无依无靠，八年来没有一个朋友，只能在没有阳光的出租房里哭”；有人怀着向往来，“我终于考上北京的研究生了”；也有人带着遗憾走，“过年后打算辞职回老家，再见青春，再见北京”……

　　写《一个人的北京》时，秦昊24岁。从吉林动画学院毕业后，他过了几年很动荡的日子：起初在西安的报社做排版和设计，因为无法忍受领导的审美，干了不到一个月就辞职了；接着去杭州给一家淘宝店拍产品图，住在火车站旁边又潮又脏的板楼里，长了一身湿疹；后来又因为想考江南大学的研究生，他去无锡，借住在好友张小厚家，每天写歌画画，在网上卖衣服贴补家用，偶尔去江南大学的图书馆自习。

　　考研失败是秦昊意料之中的事，“（考研的初衷）本来就是不愿意面对真实生活，想通过继续上学来逃避社会”。没有继续在无锡待下去的理由，秦昊决定去北京找找机会，就这样成为北漂一员。

　　刚到北京时，秦昊找了份美术老师的工作，在四惠附近和朋友合租了一个小小的隔间，朋友睡窗前的大床，他睡门口的小床。早晨上班坐地铁，早高峰时段，车厢里的人满到要溢出来，他被室友硬生生推上去，夹在人群里，一路脚不沾地。下班从四惠地铁站出来，天已经黑透，在路灯下慢慢走回出租屋，他抬头看着天空，心底有迷茫，有失落，有惆怅，于是写下《一个人的北京》。

　　十几年后，当我们再次聊起这首歌，秦昊说，他也时常在想，自己那时候想表达些什么，“可能只是还原了都市生活的面貌，描述一种‘路过’”。

　　美术老师的工作做了半年，秦昊又失业了。他终于确定，自己无法适应职场和朝九晚五的生活。他决定不再上班，全职做他喜欢的音乐。为了节省房租，他搬去专门租给农民工的活动板房，每天写歌，弹琴，录翻唱视频传到网上，偶尔找个小场地办两场演出，赚生活费。

　　再后来，张小厚也搬来北京，两人成为室友，一起以“好妹妹”的身份创作音乐。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。渐渐地，他们有了名气，发了专辑，办了巡演，受到大量年轻朋友的喜爱，成为人气组合。

　　工作终于步入正轨，但秦昊的漂泊感并没有因此而减少。他依然频繁搬家，不敢买大件物品，对房东丑丑的家具和斑驳的墙面无可奈何，日常活动范围仅限于住处附近的三五公里。他找不准自己在这座城市的位置，不喜欢把租的房子称之为家，“因为没有家的感觉，更像是一种寄居的状态”。

　　和很多北漂的年轻人一样，秦昊也想过离开北京回老家，寻求一种更安定的生活。歌手的工作地点本就相对流动，2019年底，秦昊搬回家乡重庆，住进自己买的房子，过上了“骑个车就能回奶奶家吃饭”的日子。

　　但是两年后，他又回到了北京。“不行，（在重庆）待不住”，秦昊说。家乡缺少和他同频的人，这让他感受到了一种更深层次的孤独，“我在重庆没有聊得来的知心朋友，在北京虽然我也经常一个人待着，但我知道大家都在这儿，发条微信，我们很快就能聚在一起”。

　　这次回来，秦昊决定换一种更轻松的心态与北京相处。他开始像游客一样四处打卡景点，发掘北京有意思的地方。来北京这么多年，去年他第一次爬了香山，爬完感叹，“北京怎么有这么好的地方？”出租屋也被他塞得满满当当，按照自己的居住习惯，布置得很舒服，“搬家就搬家吧，无所谓了”。

　　初来北京的孤独感，秦昊现在仍然会有，但他选择接受，“这是我自己选的路，是我自己选择的生活，那些情绪、那些孤单是我为它付出的代价，我不会再为此困扰”。

　　《但愿那海风再起》中，他特别诚实地剖析了自己录节目的拧巴心理：“之前上节目时会很紧张，生怕自己说错话得罪人，更怕没有努力做效果，导致节目变得无聊，又想收又想放，神经紧绷，常常会表现过度，不像平时的自己。每次录完回家都后悔莫及，大失眠，开始怀疑人生，怪罪他人让我‘无法自洽’。”

　　秦昊承认，自己是个“十足的讨好型人格”，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动力来源于满足别人。每次完成一首歌，编曲老师夸他写得出色，他会特别高兴，“就觉得我活着还有点用，那一瞬间，人生会一下”。录真人秀，摄像大哥笑了，他心里才踏实，觉得这段节奏对了。

　　性格底色中的宜人性与利他主义，让秦昊在工作中成为了一个“好合作”的人。他调侃自己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的乙方，甲方给他一个写歌的主题，哪怕是他不喜欢的主题，他也会很有冲劲，想要挑战一把；平时自己减肥没什么动力，只要有拍摄需求，节目组说需要他再瘦10斤，他很快就能瘦下来。

　　但有些时候，这种思维惯性也会导致内耗。以前在节目或颁奖典礼上说错话，在公众场合认错人，秦昊会痛苦好几年，“每个夜里想到都会后悔，情绪也立马跌回案发现场，陷入慌乱和懊恼。脑海中反复播放该情景之后，会逐渐回忆起或幻想出很多细节，对方的一句话也会被反复咀嚼出更多的潜台词”。

　　过于内耗，该如何解决？秦昊现在的方法是，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。他不断告诉自己，“我就是颗螺丝钉，一个节目有那么多嘉宾，那么多工作人员，呈现出来的效果是集体工作的成果，作为一颗螺丝钉，松一点紧一点都没关系，觉得自己的表现能主宰整个局势，那可真是太高看自己了”。

　　生活中也是如此。以前参加聚会想提前走，他不好意思开口，生怕扫了其他人的兴，总是硬着头皮撑到最后。现在他不再这样了。累了，想走了，他都直接说，“那么多人都在，大家还会有别的乐子，有没有谁都没有那么关键，任何局面都不需要一个顶梁柱，或者说一个顶梁柱走了，自然还有人顶上”。

　　比起聚会，秦昊更喜欢独处。作为一个典型的“i人”，他心里完美的一天等于一个人在家待着，如果这一天都没人打扰，到了晚上，他会生出一种“yes，我赢了”的振奋感。

　　一个偏内向的人，在演艺行业的生存难度会更大吗？秦昊的回答是，“不会更难，也不会更简单”。他觉得演艺行业和其他行业没有本质上的区别，“大家老说你们那个圈子怎么怎么样，其实我觉得，人不都一样吗？只要是一群人聚在一起，就会形际的生态关系，里面的问题、麻烦，都是一样的。你在艺人行业遇到的问题，在小区业主群里也会遇到”。

　　对于歌手、公众人物这类身份，秦昊从来都没有滤镜。小时候，他有很多喜欢的歌手，但也只是听听歌，买买专辑，很少关注对方的私生活和其他动态。长大后进入这个行业，私下见到喜欢的歌手，除了因尊敬而产生的压迫感，他没有更多感觉，甚至想躲远一点。

　　“我只是喜欢他们的作品，而这些作品其实也都是集体产物，包含了词曲作者的人生和技巧，包含了唱片公司各部门的决策和努力，包含了乐手和编曲老师们的演绎，还有各种美学设计化妆造型……歌手本人虽然重要，但也只是其中一环，我享受的是这个产品，而不是这个人”，秦昊说。

　　同样的道理放在自己身上，他相信，大家听到的秦昊和真实的秦昊也是不一样的。这样的想法有时候会让他觉得轻松，“我不用强迫自己做个完美无缺的人，你也不用对我有过高期待，我们彼此都放松一些，就让一篇文字，一首歌成为我们之前的涟漪，这样就已经很好了”。

　　写歌这么多年，该写的主题都写过了，已然没有新的创作；表达欲断崖式下跌，微博也不怎么玩了，朋友圈也懒得发了；以前还有兴致玩相机，冲胶卷，现在连举起手机拍照都嫌麻烦。

　　我们聊起这种状态，发现倦怠的情绪是如此普遍，其中有年纪渐长带来的热情消退，也有受大环境影响的焦虑和不确定。

　　为了摆脱这种倦怠，秦昊的方法是，拓宽自己的兴趣边界，为生活寻找新的锚点。比如他最近迷上了电子乐的小乐器，一个人在家能捣鼓一整天，出门采访前还在研究说明书，觉得“特别好玩”。

　　好玩的事还有写小说。秦昊觉得，比起歌词，小说的可能性更多，能承载的内容更宽广，新书《但愿那海风再起》的最后收录了他的三篇小说，他期待大家能读一读，给他反馈。认可也好，批评也罢，他都会很开心。

　　而面对歌手的本职工作，秦昊有时候会刻意给自己设置一个“甲方”。不管是客户，还是公司同事，甚至是找他倾诉感情问题的朋友，都可以成为他的甲方，“不给我命题，让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时候，我会很倦怠，我的人生离不开甲方的鞭挞”。

　　当一个人遭遇低谷期，组合的优势便显现出来。搭档的能量常常能给秦昊动力，“小厚比我积极，他有时候会说，我们今年一定要把演唱会开起来，一定要把新专辑做好，他很喜欢用‘我们一定要’这样的句式，他一说，我就有那个劲儿了，这时候他就成了我的甲方”。

　　2024年对于秦昊和好妹妹来说，是有很多重要工作的一年。三月底，他们刚刚发行了第九张原创＆经典重制专辑《我该怎样回忆你》。秦昊笑称，这张专辑是一个“大型上户口现场”，里面既有全新的作品，也有之前仅仅发过demo的单曲，还有一些是早期编曲很粗糙的歌，经过整合，重制，变成了一张跟回忆有关的专辑，“它很适合你们在家里窝在沙发上发呆的时候，当背景音乐听，保证会很舒服”。

　　多出去走走，开巡演，办新书签售会，和读者、歌迷们见面，也被秦昊列入今年的愿望清单，因为他将其视作“向世界的水面投出一块石子”的过程。

　　他曾经试过一种更自我的生活，不表达，不交流，不听任何反馈，只问自己想做什么。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，人会陷入另一种存在危机——什么都不想做，没那么爱自己，没有任何创作，自己存在与不存在都无所谓。

　　但当他振作起来，努力创作，多交朋友，与真实的人对话，每一条留言、每一句鼓励、每一位观众眼神中的亮光，都如同一串涟漪荡回他心里，虽然微小，却常常使他落泪，使他能够确认自己的价值。

　　在采访的最后，我们聊起，很多年前，他给自己的网名取为“浪客秦昊”，意为一个漂泊流浪的人；前两年，他改了说法，称自己为“常客”，没有真正属于哪里，却与几座常居的城市建立了更深一层的联系。

　　虽然是玩笑的口。